拉美:又一个失落的十年?

时间:2020-02-04 来源:www.qx173.com

同样的问题在智利尤其明显。由于政府的公共服务不足,中产阶级享受的服务都是私人的,不再与政府相交。这种公共服务包括只有富人才能享受的道路、医院和养老服务。当富人和中产阶级开始清扫他们家的积雪时,整个国家可能会有问题。因为中产阶级再也看不到低收入人群面临的困难,政策制定者也可能有更多的盲点,这将导致地铁票价上涨几美分,引发首都圣地亚哥如此多低收入人群的愤怒。全国上下的脱节是拉丁美洲不平等的最突出表现。

拉丁美洲的贝琳达问题有其历史原因。从殖民地开始,过去几百年的经济发展轨迹对贫富差距格局产生了深刻影响。美国南部和拉丁美洲都更适合扩大大型庄园的农业,这需要资本和大量劳动力,因此会产生奴隶贸易。美国北部不同。大平原有利于自给自足的小农场的发展。当美国北部吸引大量移民向大陆扩张时,更多的成年男性可以被分配到土地上成为农民。与大业主对经济的垄断相比,土地的相对平均分配和土地平等带来的参与意识是美国北部和美国南部甚至拉丁美洲之间的差异。这种利益格局的差异也导致了这两个地区不同的发展道路。

例如,美国内战后,贫富差距小、民众参与程度相对平等的美国可以发展完全竞争的银行业。20世纪10年代,美国已经有20,000多家银行(当然,这预示着1929年大萧条期间银行的崩溃)。相比之下,同期墨西哥南部只有42家银行,金融已经成为垄断。美国证券交易的蓬勃发展和墨西哥金融市场的寻租市场仍然是不同经济发展轨迹形成的不同利益模式的背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丁美洲作为一个潜在的新兴市场(阿根廷在战前甚至是一个与美国相当的富裕国家),在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竞争中落后,这也与缺乏土地改革有关。二战后,日本、韩国和台湾在经济起飞前都进行了相对彻底的土地改革。这种土地改革一方面创造了一个广泛的消费阶层,另一方面也减少了地主及其租房阶层后代对政治权利的垄断,同时减少了贫困家庭对政府救济的需求。社会更加公平,贫富差距更小,这对社会的可持续健康非常重要。相比之下,没有经历土地改革的拉丁美洲保留了大量庄园主和高利贷者。政府将面临来自精英阶层的巨大寻租压力,同时需要向穷人提供大量救济。所有这些都限制了政府改革的空间。

基础设施投资不足也限制了经济发展潜力的开发。摩根士丹利新兴市场主管夏尔马(Sharma)分析称,巴西的长期投资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0%,经济增长缓慢,道路、学校和机场投资较少。巴西圣保罗机场直到2014年世界杯才得到改善。作为一个农业大国,由于道路和港口投资不足,30%的粮食和50%的水果和蔬菜在运输中流失。如果巴西的基础设施能够升级,更多的农产品可能进入市场并促进经济发展。

地缘政治分析师卡普兰在他的书《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 (TheRevengeofGeography)中特别指出,与中国相比,拉丁美洲不太开放,尤其是在贸易问题上:拉丁美洲拥有超过1万英里的海岸线,但只有巴西桑托斯可以进入世界前50名港口。相反,中国占据了世界十大最繁忙港口的六个,所有这些港口都是人工深水港

如果我们看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道路,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接受“进口替代”战略,并希望发展自己的制造业。作为一项工业发展战略,"进口替代"需要两个保证才能有效实施:一方面,虽然需要关税保护,但关税不应定得太高,受保护的工业仍应处于竞争压力之下,而不是依赖关税壁垒来赚钱。另一方面,要求管理者不断调整关税,选择那些具有很大延伸和影响力的行业作为保护对象。

实施不力的“进口替代”战略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经济发展停滞,官僚们明显寻租,以及极其流行的两种赚钱方式(要么靠关税保护赚钱,要么靠关税减免套利赚钱);本币升值和机械产品价格上涨打击了农业,特别是出口型农业,使农民难以谋生,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

如果你比较同一时期台湾在中国的产业政策,你会发现很大的不同。为了确保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台湾的政策制定者集中发展三大产业:电子元件、化肥和纺织品。然而,它的产业政策并没有让官僚们决定谁赢谁能享受关税优惠的保护。相反,它长期以来一直在全球市场引入竞争。例如,台湾纺织业很早就参与了全球竞争,并赢得了竞争。让市场来验证产业政策的效果,无论是持久性还是有效性都要高得多。

一些拉美国家将国有投资集中在需要扶持的大中型企业,这也造成了“大锅饭”和劳动力市场二元性的问题。由于城乡之间的流动没有障碍,大量“失业”农民进入城市谋生,希望找到一个稳定的铁饭碗,但结果却推动了城市的贫民窟。

此外,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管理,但缺乏对法治的监督。一方面,它增加了繁文缛节的成本,创业所需的时间和金钱成本过高,这对商业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它也增加了寻租空间。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使腐败猖獗,经济管理者各种利益纠纷带来的短期政策也使经济发展停滞不前。

拉丁美洲也是主权国家债权危机的高发地,这与资源诅咒密不可分。委内瑞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为一个石油生产国,委内瑞拉曾在20世纪70年代油价高企时进入富裕国家行列。它借入大量资金是因为高油价带来的股息给了政府积极投资和分配股息的信心。拉丁美洲的石油用户也不得不大量借款来改善支付危机,在贸易条件发生巨大变化后,各国必须应对这一危机。

所有这些都为债务危机奠定了基础。阿根廷的主权债务危机在2019年再次爆发。该国的债务违约、货币贬值和资本管制都给经济带来了巨大压力。另一方面,委内瑞拉是世界历史上一个罕见的例子。它已经从一个发达国家下降到一个发展中国家,现在甚至下降到一个通货膨胀率飙升到100万%的贫穷国家。

战后拉丁美洲工业政策的失败最终是由于治理不善。

如果你比较一下美国和拉丁美洲的差异,你可以看到治理上的差异。英国对美国的殖民落后于西班牙90年,这使得英国可以向西班牙学习。西班牙殖民化的总体理念是统一。美洲殖民地上层官僚机构(总督)的建立在100年内将西班牙的繁文缛节文化植根于拉丁美洲。即使在一些殖民地,也有出售官员和头衔的现象,殖民管理者很早就失去了公众舆论。在拉丁美洲殖民地独立的过程中,上层和下层之间的这种脱节很可能会导致上层和下层之间的对立,官僚制度的任意性也是普遍存在的

经历了独立产业政策的滑铁卢后,拉美国家接受了“华盛顿共识”,尤其是智利的芝加哥男孩,这是最着名的一批从芝加哥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家制定的发展政策。简而言之,“华盛顿共识”强调法治、放松管制、吸引外国投资、降低关税、自由贸易、关注穷人的福利、国有企业私有化、基础设施投资等。然而,尽管拉丁美洲国家积极接受《华盛顿共识》,但它们未能充分执行该共识,而是有选择地采取了措施。这种选择性改革(不完全改革)的结果是更大程度的寻租,例如国有企业国有化期间的自我致富,导致拉丁美洲短暂的经济复苏。

另一方面,拉丁美洲推动激进的市场改革与全球化的高潮不谋而合。自由放任的市场自由化、放松管制、全球化和金融创新在全球范围内带来了深远的金融一体化,但一体化后出现了更大的波动和风险。拉丁美洲国家1990年经历的金融危机与最后一轮金融自由化、放松管制和全球化密切相关。这也与技术发展带来的金融创新与监管脱节密切相关。

要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富裕国家的一员,你需要一个良好的制度、一个开放、透明和廉洁的政府、一个有效的法治、灵活的监管和良好的商业环境。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找到一条先进的道路。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二战后,13个国家从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水平,比例不高。成功者有成功的经验,失败者也有失败的原因,这值得从中国的下一次转型中学习。

拉丁美洲的例子甚至可以告诉我们没有中等收入陷阱。陷阱存在于发展的所有阶段。委内瑞拉和阿根廷是富裕国家发展水平下降的最好例子。同样,世界银行的研究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31个国家已经回到贫困水平。经济发展不是一条直线,更像逆水行舟。这可能是拉丁美洲能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经济学人商论》执行编辑)返回搜狐查看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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